闲适典雅的明代园林及造园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争蜂起云涌，不久南方形成了陈友谅、张世诚、方国珍、朱元璋等多处武装割据。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据势力后称帝，建立了明王朝。与此同时，其北伐大军也迅速推进，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将元顺帝逐出中原。

　　由于经历了元代短暂而残暴的统治，以及元末抗元战争和割据势力的相互攻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了较严重的摧残，明初便采用“宽政”，以“安养生息”为治国方针，经济上则采取移民垦荒、实行军屯、减轻赋税及兴修水利等措施，同时遏止奢侈，提倡节俭，从而促使农业、商业及手工业都在短期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由于吴地在元末曾是张世诚的势力范围，并将苏州建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灭张世诚时，也殃及当地百姓，不仅焚毁了张氏王宫，而且将吴地大量富户迁徙到凤阳，又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滞后了这里的经济和文化的恢复。所以明代前期，苏州地区的造园活动未有太大的发展。到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再度出现繁荣。但有鉴于对明初以来政治上党狱株连的恐惧，对文化上程朱理学的厌倦，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不思仕进，专事享乐的“有闲阶层”。当然，所谓“闲”，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将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对衣食生活的追求，对生活中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证之上。因而推动了这一时期造园活动向纵深发展，还出现了许多讨论园林规划和设计的杂论、专著。这就使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园林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下述著名园林：

　　(一)真适园及王氏园宅——“真适园”，是王鏊的故居，在洞庭东山唐股村。

　　史书记载，王鏊自幼聪慧，文章过人，明成化时举乡试、会试，均以第一告捷，后殿试得第三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人内阁，晋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后改武英殿大学士。在其任京官时，就曾在故宅旁建园林，名“小适”。致仕回乡后，再筑此园。因自以为一生的荣华都已享受，心满意足，故题额为“真适”。园中有“苍玉亭”、“湖光阁”、“款月台”、“寒翠亭”、“香雪林”、“鸣玉涧”、“玉带桥”、“舞鹤衢”、“来禽圃”、“芙蓉岸”、“涤砚池”、“蔬畦”、“菊径”、“稻塍”、“太湖石”、“莫厘献”等16景。各有当年文人墨客为它唱和的诗文。

　　王鏊人阁拜相以后，其家人虽不出仕为官，却也竞相造园。东山的“安隐园”，就是其长兄王铭的宅园。王鏊仲兄王銎，则建有“壑舟园”，也在东山。其弟王铨则构“且适园”于太湖东横金塘桥。王鏊的长子尚宝为其父在府城建“怡老园”，以为养亲娱老;季子延陵将其“招荫园”建于“真适园”之西;侄儿王学也建“从适园”于东山陆巷。这种兄弟子侄竞相造园的风气，在明代的后期十分普遍。

　　(二)谐赏园——在吴江县城西北，是顾大典的宅园。

　　顾大典，字道行，隆庆问(公元1567～1572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后自求解官，归吴江故宅。其宅以东半为园，内建有“云萝馆”、“清音阁”、“美蕉轩”、“载欣堂”、“净因庵”等建筑。台榭池馆虽非精丽，但以木石为人称道：其古木“大者数围，小者合抱”，其石“苍然而泽，不露叠痕”，故有“胜甲一邑”之誉。在主人自己看来：“大抵吾园台榭池馆，无伟丽之观、雕彩之饰、珍奇之玩，而惟木石为最古”。“伟丽、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为吾园甲于吾邑，所谓无佛处称尊也。”“谐赏园”建成于顾大典外出为官之前，弃官后即以此作为燕乐终老之地。

　　(三)弁山园及王氏园庭——“弁山园”，是明代万历初文坛领袖王世贞的园宅，位于太仓城内。

　　王世贞，字元美，号风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初，王世贞自郧阳罢任归，于太仓城建园墅。以《山海经》所载，弁州山为仙灵栖所，故慕而名园为“弁山园”，又自称“弁州山人”。园占地70余亩，其外小溪渺渺，东为隆福寺，古寺巍峨。西有古墓，松柏古拙。再西为关帝庙，碧瓦雕甍。其南是乡野腴田。园中平地起楼台，城市出山林。全园土石，十之四中为山三，为岭一。水十之三中有池，有滩，有溪，有濑。建筑十之二中有佛阁二，堂三，楼五。书室四，轩一，亭十。竹木花卉无可数计，约略为十之一。其余还有桥道、石洞、岩磴、涧壑、流杯亭之类。王世贞自称园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暑，四时变幻皆为胜绝。

　　与当时许多官宦世家一样，王氏兄弟子侄也各有园池，其中较著名的有其弟王世懋的“淡园”，其子王士骐的“贲园”。“淡园”位于“弁山园”东半里，面积仅“弁山园”的六分之一，楼台参差，花木蓊郁，以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著名当时，人称“五美园”。“贲园”在城厢镇，内有“乐志堂”、“梅花庵”、“娇雪楼”诸胜，也为一代名园。

　　在我国古代，造园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而且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或为园林作记，或为园主立传，但真正为造园著书立说者，《园冶》的作者明代人计成可能为第一人了。计成，字无否，吴江人。自幼擅画，最喜关仝、荆浩笔意，中年始以画意造园，名闻远近。后以自己多年造园心得编纂成文，这就是著名的《园冶》。书分3卷，分述造园要旨、园地屋宇的规划设计、山石选择以及借景等各个方面，不仅阐述了传统的造园理论，同时佐以亲身的经验，附图阐释，使后人获得许多具体造园操作上的借鉴。

　　我国古代长期以来未出现《园冶》那样的造园专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我国古代，人们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归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作为文人，他们的社会职责主要是“文以载道”，而造园技艺怎么说也只是“器”中的一部分，因此难以纳入其考虑的范畴。我国古代的工匠，历来又缺少文化，即便身怀绝技，也很难付诸笔墨，因而无法将其流传于后世。

　　其次，是郑元勋提到的“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这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计成在“兴造论”中，首先提出了“三分匠，七分主人”和“第园筑之主，尤须什九”的观点。所谓匠与主人，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匠和园主。“主人”是指“能主之人”，用另一种解释，似应指须有一定修养，具备必要造诣的设计者。这一观点，在当时曾被不少人认同。说得最为明确的，要数人清之后的李渔了。他在《闲情偶寄》中说：“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熟读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

　　正因为如此，《园冶》接着就提出了要“因地制宜”，整书从“相地”到“借景”，都围绕着“因地制宜”而展开。仅就“相地”而言，园址有可选择的，也有无法选择的，前者指有权势者，在选址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或者有多处基址可选，那么环境如何，就成为取舍的先决条件。但更多的则是城中隙地，环境稍差而闲置着。在这种基址上造园，或许也就能真正体现出规划设计者的高下工拙了。

　　历史上同时处于北京海淀的“米园”和“李园”，就是这方面最能说明的例子。“李园”极陈豪奢，可说是用金钱堆筑而成，而“米园”则巧妙地利用了海淀地势低洼、一望皆水的特点。相形之下，其造园主持者的造诣修养，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园冶》一书的价值，应该说并不仅仅局限于为造园所提供的种种手段，重要的是借各种具体的处理来说明某一种方法。诚如郑元勋在题辞中所说：“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而所传者只其成法，尤以未传也。”如果不能理解计成的这种“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即便熟悉了书中的各种操作手法，也不过与一般工匠无多大差别。

　　与计成《园冶》几乎同时，苏州地区还有文震亨的《长物志》。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曾任中书舍人。他在晚年所著的《长物志》，是一部论述士大夫生活情趣的杂著，其中“室庐”、“花木”、“水石”和“禽鱼”4卷，与造园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上述两本属苏州地区的有关造园的著作外，江南还有不少与《长物志》相类似的著作。如陈继儒的《岩栖幽事》、《太平清话》、林有麟的《素园石谱》、屠隆的《清闲供》、《考架余事》，高濂的《尊生八笺》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包含着数量众多对造园的见解，许多都十分精辟。这反映了文人，特别是明代文人对园林所具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