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第一”的六朝园林

　　自东汉末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繁的动荡时期。起先是为镇压黄巾起义，而演成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的形势。继而兼并为三国鼎立，相互间又时有攻伐。三国归晋后，虽有一段短暂的平静期，但不久西晋皇室中的争权夺利又发展成“八王之乱”。此时，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机进入中原，各自划地建国，彼此间争夺与混战，又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方使国家逐步统一，从而结束了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和战争状态。

　　长期的动荡与战乱，为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南方虽然也经历了三国东吴、东晋及之后宋、齐、梁、陈的六朝更迭，但较之中原地区，仍相对显得安定。于是大批为躲避战争的人向南迁徙。随着大量人口的涌人，不仅为江南带来了劳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北方士族与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时期开始，江南地区逐渐繁荣，因而也给苏州大型府宅的营建提供了条件。如东晋时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就曾在郊外虎丘兴建大型别业，据称二宅依山而建，几乎包裹了整座小山，以致有人感叹“尽把好峰藏院里，不教幽景落人间”，其规模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又如梁朝城内卫尉卿陆僧瓒、苏州刺史顾彦先等的府宅，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还有竹木山水，其内在环境都十分优雅。

　　自东汉以来在我国广泛传播的佛教，到此时似乎有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统治者开始极力予以推崇，出现了大量由国家出资兴建的寺庙，甚至还有像梁武帝那样到铜泰寺舍身为僧的故事，这就使佛教从形式上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另一方面，连年的战乱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和“生命无常”的悲哀，而佛教的教义则向人们灌输“因果报应”和“修炼来世”等宿命思想，使人们极易接受而沉湎于这种虚幻的解脱之中，于是佛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正是这种种原因，当时“舍宅为寺”的做法非常流行，以至于许多府宅在瞬息之间就转化成了佛寺。而园宅的花木环境也由此带人了寺庙之中，出现了相应的园林，成了后人所谓的“寺观园林”。在苏州地区，类似的寺院为数不少，上述几座府宅，也经“舍”后变为佛寺。

　　以佛教思想寻求解脱，固然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方法，但为躲避战乱而栖身于山林之中，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普遍，这就是所谓的“栖迟隐逸”，从而使人们对自然山水产生了更深刻的认知。我国的山水文学和山水画，大致都成熟于这一时期。人们以山水诗的形式予以赞美，用山水画的形式进行刻画，实际上是在再现理想中的自然。同样的再现，当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为要素，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重新塑造在宅间屋后。于是“有若自然”的山水园林，开始成为人们的向往。

　　东晋时期的“顾辟疆园”，堪称这一时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园实践中最成功的一个实例。顾氏祖先原居越地，后徙吴，两汉年间为当地望族。东晋时，顾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参军，是当地颇有地位的要员。其园宅以竹树、怪石闻名于当时，有“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之誉。人们曾以“辟疆东晋日，竹树有名园”、“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园”以及“辟疆旧园林，怪石纷相向”等诗句来赞美它。相传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前往会稽，途径吴门，慕名到园中参观。他虽与主人未曾相识j但仍径入其园，并“指麾好恶，傍若无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以王献之当时的名望，也能为其所吸引，可见“辟疆园”的声望。

　　较“顾辟疆园”稍迟的，还有“戴颐园”，也以“有若自然”闻名远近。戴颗之父戴逵，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少博学能文，工书画，善操琴，其余艺巧靡不毕综，性高洁而不谙世务。东晋孝武帝时，他屡征不就，逼不得已而前往吴地，时称“吴中高人”。戴顾是戴逵的次子，字仲若。能世家学，少年时就能随其父进行雕塑创作，所以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戴颞16岁遭父丧，即与兄勃隐于剡下，及其兄卒，寓居桐庐。宋初至苏州，因其擅画，通音律，且隐逸不仕，也被视为高士。他到苏州后，士人们即为他建宅造园，园中“聚石引水，植水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史.戴逵传》)元嘉中(公元435年前后)，征其出仕，不就，后来衡阳王义季使张邵迎戴颐至京口，居黄鹄山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