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源流及社会影响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认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布设的建筑格局，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以至于子孙后代的事业和成就均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从国都的确立、市镇的设置、宫殿庙宇的建筑布局、民居的立舍以及陵寝、墓地的选择都与风水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风水观念浸润于人们的思想之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土壤。风水又称为堪舆、地理、相地、形法、青囊、青乌等。唐宋时期假托晋代郭璞的《葬书》最早给风水下过定义：“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的观念起源较早，西周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秦汉以后，又吸收了易学、阴阳五行理论、谶纬、天文、历法、音律等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多种自然科学学说的大量内容，并增加了大量的迷信色彩。唐宋时期，随着神秘文化和各种术数流派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具体繁杂操作方法的学说。

　　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分为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阳宅风水就城市择地而言，须要考察山脉走向、地形地势、水文地质、交通及气象等，依此来确定都市、城镇的建筑布局。就民居住宅而言，则须考察地形、河流、周边植被等，依此来推断与居处的关系，并安排不同用途房间的位置、宅院大门的方向、炉灶的方位、水井的位置、植物的种植、门窗家具的尺寸和室内家具器物的安放。阴宅风水主要包括墓地的选择和开穴的时间及方法。阴宅风水须要考察大范围内的山势走向、水文地质、植物等，分析土壤性质、墓葬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并依此确定墓穴的大小、深浅、下葬时间以及地面建筑的布局和兴建。中国传统风水学说充斥着许多迷信观念和文化糟粕，同时也反映着中国古代“环境与人”的认识，体现着中国古代建筑美学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人文建筑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阳宅风水学说争取较好的居住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大事之一。最初的原始人类，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只能利用自然条件来解决居住问题，山洞和大树是他们的自然选择。这时，最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已经出现。在选择居住山洞时，当时的人们有几条基本原则：a.离水源较近，便于汲水；b.为避免洪水侵害或潮湿，亦不能离水源过近；c.洞口要避风，以保证冬季保暖；d.离狩猎场所要近，但又要防止野兽的侵害。从这几条居住思考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在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时，着重考虑的是水源、保暖和取食，这就是人类最初关于“风”和“水”思想的萌芽。原始社会晚期，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人们从山洞和树穴中走向平原，在土地上挖洞，并用木材及其他建筑材料有目的的构筑自己的住宅，正如《易经》所云：“上古穴居而野处”。从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所保存的地下或半地下式的住宅分析，人们在建造住宅时，已经考虑了季节气流的方向、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及交通便利。这是当时人们关于建筑与周边环境思想的真实写照。

　　西周时期，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流泉，观其阴阳，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大意是说，周初居住在豳地时，开垦了广阔的土地，并根据日影的方向认准西方，然后登上山冈，观察向阳背阴、寒暖不同的地区，又勘测水源灌溉之利，测量高地与洼地，目的在于勘察辨别宜于垦植的田地。周人的这些活动尚未带有任何迷信色彩，主要是“择地利以便人事而已”。但不难发现周人已经对居住地点和劳动地点的关系、季节和天文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有了很深的认识。《尚书·召诰》载：“成王在丰，欲完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惟太保周公相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周礼·大司徒》中也说：“相，占视也，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说明当时在建筑都城、住宅之前，都要先勘察地形水文，以选择条件优越的基址，趋利避害，这实际上就是古代风水术的肇源。应该注意的是，此时勘察建筑基址的活动中已经包括了迷信的内容，即“卜宅”。很可能是在选择建筑基址的过程中要用占卜方法来最后决定采用与否。《尚书·洛诰》中记载周公选择洛阳都城基址的过程是：“我乃卜涧水东，称水西，惟洛食。”意即周公选择涧水以东，称水以西，靠近洛阳的一块地方来建都，并且占卜以问吉凶，结果是吉，最后就定在此地建都。可见，伴随着早期城市的兴建，国家在选择都城、规划环境时，亦有了风水的观念。此外，对住宅等建筑的方位也有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左传》记载，鲁哀公想“西益宅”，即在西面增修住宅，史官谏诤，认为不祥。哀公大怒，后经其他大臣谏阻，才打消了“西益宅”的念头。这时的建筑思想中已出现了禁忌的观念。

　　秦、汉时期，出现了专门叙述风水术的着作。据《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五行类记载，有《堪舆金匮》十四卷，形法类中又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它们都是“说风水方位之书”。在社会风俗中，住宅禁忌的观念极为普遍，如避“太岁”、“西益宅”等。这些禁忌中有一部分成为后代风水术的内容，带有很强的迷信色彩。东汉时期有两部较重要的风水着作，王景《大衍玄基》，参考不同门类的术数着作，把建坟造宅，堪舆择日等几类适合于实用的内容搜集编汇起来，成为一部综合性的术数着作。《图宅术》是一部专门叙述阳宅风水的着作，并且绘有图形。《图宅术》残留下两段佚文，内容是将住宅分属五音，而人的姓氏也分属五音，某姓适合于某宅。《图宅术》所谓“五音”，即古代音韵学中的宫、商、角、徵、羽。人的姓氏配属五音，则是人为的规定，如张、王属商，武、庚为羽，柳姓属宫，赵姓为角等等。从秦、汉时期的风水观念来看，比较先秦时期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并与五行、干支等学说发生紧密联系，将其中相生相克、吉凶祸福的观念吸收进来。在方法上也不像先秦那样简单，只用占卜来决定吉凶。而是利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学说来支持自身，形成比较复杂的方法系统。同时，社会上也广泛地接受了风水观念的某些说法，形成了一定影响。

　　需要考察一下以看是否符合尽可能长久地保存尸体的要求，阴宅风水也就应运而生,最初的阶段，阴宅风水活动只是简单地选择适宜的墓地，惟一的目的是妥善地保存尸体，还没有引入吉凶祸福等观念，这种单纯的努力，实质上还不能称作是阴宅风水。并且，上古社会聚族而葬的习俗很普遍，大型墓地较多，很少可能为单个鬼魂去选择建造坟墓。春秋战国时期，《孝经》中开始提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宅兆”即指墓地。说明此时开始使用占卜方法来选择墓地了。古代学者铨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父母长辈选择墓地，要符合无水泉、沙砾、蝼蚁的条件，以便安置棺椁，表达后辈对父母的虔诚和敬畏。这是把占卜方法引入阴宅风水的开端，加重了其原有的迷信色彩。《礼记》中亦云：“卜葬卜日”，“善相丘陵”。“丘陵”也就是墓地，这两句话意思是要慎重仔细地为父母长辈选择墓地，用占卜方法来决定吉凶，并且对下葬的日期也要占卜以做出决定。中国的阴宅风水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择日，大概就是由此肇始的。但是，此时期选择墓地的活动，还没有为死者后代祈福的明显目的，最多是掺杂进一种预言的味道。如史载秦国秦惠王之弟樗里子，为人滑稽多智，人称“智囊”。他死前自己择墓，位于渭水之南章台之东，说一百年以后，当有皇帝的宫殿夹护在自己的墓地左右。果然西汉时建长乐宫位于其墓东，建未央宫位于其墓西，而武库基址正在他的墓地。这个故事具有附会色彩，但只是明显地强调樗里子预言的正确，却见不到有关其后代祸福如何的丝毫踪迹。可见，当时择墓更多地是为死者考虑，也许这正反映了阴宅风水发源时期的幼稚。

　　秦汉时期阴宅风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秦及西汉时期，阴宅风水基本上处在一种表面沉默的状态，从史籍中找不到有关其活动的记载，此时出现的两种风水着述《宫宅地形》和《堪舆金匮》，也不是专论阴宅风水的。第二阶段在东汉时期，此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以谶纬神学和迷信思想充斥而着称，有关阴宅风水的记载也多了起来。这时已经有了将墓地与死者后代联系起来的观念，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阴宅风水学说可以算是初步建立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阴宅风水学说极大发展时期，有关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常用方法都已略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许多封建士大夫都信奉阴宅风水学说，还产生了阴宅风水的专门着作。并且，由于晋代统治者推行孝治，渲染孝行，社会上也极为推重所谓“孝道”，而把包括阴宅风水活动在内的丧葬仪式看做是孝行的最好体现方式之一。这时，阴宅风水便很方便地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挂上了钩，并因此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同前几个时期相比，此时关于风水活动的记载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以“龙”为代表的阴宅风水学说的一些重要观念就产生于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宅风水学说所具有的强大影响，不仅封建士大夫信奉其说，贵为皇室也受其左右。在这个时期，墓地吉凶与后代祸福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联系得如此紧密和灵敏，如响随声，如影附形。人们宁愿姑信其有，而不敢用一生的命运去冒险。再加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作用，阴宅风水学说因而得以很快发展并日益扩大其影响。随着阴宅风水学说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丰富，此时期开始出现专门论述阴宅风水的着述，保存下来的部分书目有《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五姓图山龙》、《墓葬不传》、《杂相墓书》共七种，总卷数达到一百五十一卷，其中，五音、五姓学说占了很大比重。应该注意到，五行学说此时已成为阴宅风水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在这些阴宅风水着作中，图的比重很大，这是为了开展阴宅风水活动的具体需要，也开创了后世阴宅风水着述以图为主，以文释图，图文并举的传统。其中提到的概念，在此后的风水着述中都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汉时期相对于阳宅风水还不大引人注目的阴宅风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展很快，无论在社会影响、实践活动、着述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阳宅风水。其原因有三：首先是阴宅风水学说本身的特点在发生作用。阴宅风水本来导源于鬼魂崇拜及由鬼魂崇拜衍化出来的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阴宅风水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迅速传播，同时，也易于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其次，如同风水学说所宣称的，阳宅风水一般只涉及住宅主人及其一家人的吉凶命运，纵使预言不幸，一般在程度上也比较轻。而阴宅风水则关系到死者后代子孙好几代的祸福穷通、寿夭富贫，令人们不能等视之。再次，晋代统治者遵奉儒家学说，倡导孝治，推崇孝行，社会上遂以丧仪式的隆重虔敬与否，来作为判断孝行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阴宅风水正是为丧葬仪式服务的学说，正好派上了大用场。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并取得很大影响。并且，不仅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此，以后历代阴宅风水比较阳宅风水一直处在重要地位，也更加受到社会重视。

　　唐、宋时期，阴宅风水学说继续发展并最后形成。在这个时期，阴宅风水学说有几个显着的特点：首先是阴宅风水学说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唐代杨筠松着《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旨》等着作多种，详述寻龙捉脉、定穴取向等基本的方法，从理论上对阴宅风水学说加以阐发论证。在宋人伪托郭璞所着《葬经》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阴宅风水所以能够成立的理论依据，认为阴宅风水最为重要的是所谓有“有气”。其次，阴宅风水术在社会上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博得上自皇帝，下到封建士大夫和一般平民的崇信。第三，阴宅风水着述极大丰富，现在所见到有关着作大多产生于此时。其中仅唐、宋时人假托晋代郭璞、张华、陶侃等人之名伪造的有《葬经》、《青囊经》、《地理碎金式》、《寻龙捉脉赋》、《八仙山水经》等近二十种。这些着作虽多为唐、宋时期假托古人而着，实际上是建立阴宅风水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如此众多的阴宅风水着作，不但在理论上全面彻底地阐发有关理论，在方法上也丰富和充实了阴宅风水术。

　　元、明、清时期，是阴宅风水进一步完备的时期。阴宅风水着作更全面地阐发理论，丰富充实相关的方法手段，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明代人伪托五代十国何溥之名所撰《灵城精义》，创立三元三运之说，把天地之运结合起来，再辅以河洛八卦，使阴宅风水学说的适用性更为广阔。伪托宋代廖磓所撰《九星穴法》，结合天文地理，创立了若干基本定格，如果地形不符，可以人工加以改造以求吉，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不但从统治阶级到一般平民都信奉遵行，有些着名的大儒也持相信支持的态度，这些都使得阴宅风水的应用和影响日益广泛，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在社会生活、民间风俗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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