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道路

　　中国城市承载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因而它与西方城市及其文明必然有很大不同。“洋为中用”值得提倡，不过须当注意“量体裁衣”，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基本走的都是西方的路子，难免就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病症。梁鹤年所著《旧概念与新环境》说的就是城市规划的西方哲学源头，并据此观察、分析中国城市规划当下的各种问题。

　　从柏拉图的“恒”到奥古斯丁的“性恶”、亚里士多德的“变”、阿奎那的“普世价值”、古雅典的“民主”、经院派与“公平价格”、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洛克的“自由”，梁鹤年以精炼的词语概括了西方大哲的思想，而且笔触时时延宕谈及中国的儒道各家，在东西哲学的比较中描摹今日之中国城市图景的由来。万法有道，杂然赋流形，变与不变，皆有脉可寻。论道是为了更好地践行，寻找规划理念更好的落足点。

　　柏拉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宇宙论》的思路，城市规划的永恒原则必须要有“义”，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的功能和使用必须讲究秩序与平衡。现在的中国城市常陷于“无义”的境地。梁鹤年认为，规划的首要工作是先定下城市的类型，作为考虑整体利益的基础。然后，在空间分配上按“义”(“义者，宜也”)去决定城市内部功能的先后(顺“五伦之序”);在空间使用上以“礼”(“辞让之心”)去疏导城市空间使用者之间的纷争(解“七情之困”)。信、望、诚、义、礼就是城市规划应有的“恒”，很显然，这个说法不仅是柏拉图给我们的启发，也是孔孟学说的流脉，因此东西方的城市规划在源头上其实很接近，其根本都注重“以人为本”。

　　那么，何以歧路?亚里士多德说：“城邦起于得生存，成于求幸福。”生活质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城市不仅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它还承载着文化记忆。这也是简·雅各布斯为护卫社区而战的原因。梁鹤年比雅各布斯走得更远。现代城市规划有一条原则，叫做“功能分区”。梁鹤年认为，这是西方“性恶”文化的一种表现，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人性的不信任，这是资本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但梁鹤年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激了。虽然梁鹤年举证中古时期城市的杂乱无章可以给人一种有机和谐的感觉，但社会发展到如今的后工业革命时代，很难想象住宅区与工业区、商业区、行政区等杂处，这种环境会隐藏多少危险与弊端呢?

　　就我们眼见的当前现实，现代城市虽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值得夸耀的变化，但同时也大量消耗了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梁鹤年希望通过重建儒家稳固的伦理秩序的方式，修复断裂的中国文化精神，维持城市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梁鹤年认为西方价值观与中国国情有许多相悖之处。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待。西方的文明，自古希腊城邦起，城市都崇尚公民自由，而儒家集权思想对于我国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我觉得未必如同梁鹤年描述的那么理想化。从技术层面来讲，西方城市生态学、建筑学、空间技术等，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怎样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城市建设道路?一定是既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科学合理地吸收他国经验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