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绵城市”和“海绵国土”理论的客观背景
水资源贫乏且降雨不均的国情，决定了建设滞蓄和调节系统的必要性。中国水资源总体缺乏，不到世界总淡水资源的10%，却要满足20%世界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决定了节约水资源、珍惜雨水应成为中国一切涉水工程的根本策略;大部分城市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控制，有限的降水在时空分布上很不均匀，年际变化大，年内季节分布极不均，主要集中在6～9月，占到全年的60%～80%，北方甚至占到90%以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暴雨洪水频发。这些特点决定了就地调节雨洪，解决旱涝不均水情，形成富有弹性的水量调节系统，应该成为普遍的治水策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中国先民就总结出“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而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的经验(见《淮南子》卷一七《说林训》)，通过陂塘建设实现农田的旱涝调节，构成了中国广大乡村田园上古老的“海绵”景观遗产;古代城镇建设中的坑塘蓄水系统也是因应季节性水情而孕育的水文化景观，是中国城镇中的弹性适应策略和“海绵”景观遗产。
中国主要城市的降雨特征，也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欧美一些城市如巴黎、伦敦、纽约等被国内媒体认为是“先进” 的、靠城市地下管道排水、大型地下蓄水设施来解决内涝的途径。相对来讲，这些欧美大城市的降雨四季分布比较均匀，雨水管网建设和利用比较经济。而在季风性气候下，中国大部分城市为满足瞬时降雨而设计的高标准排水管道和泵站，造价和维护成本高昂，对水情的弹性适应能力低下，且将珍贵的雨水排掉。更何况，随着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那些被认为有完善地下排水系统和洪涝防范工程的欧美城市，同样遭受惨重的洪涝灾害，同样在反思工业时代的灰色基础设施的弊端，寻求更富有弹性的生态治水途径。
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水环境、水生态的全面恶化，呼唤系统的生态修复。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建设、农业生产活动带来对水资源的开发空前过度，特别是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湿地和湖泊大面积消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和地下水水质污染严重，官方数据表明，目前75%的地表水都出现不同程度污染，除了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外，大量的污染来自于广大土地上的面源污染，特别是农药和化肥经地表径流污染河流湖泊。这一水情决定了水质净化必须同水量调节统一考虑，尤其必须利用自然系统和应用生态方法来治理大面积的面源水污染问题。同时，由于水是生态系统的主导和关键因子，水质和水量问题已经带来了中国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全面下降，包括生物栖息地的大量消失(中国东部的50%的湿生栖息地在过去30年内消失)，普遍性的黑臭水体导致城市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滨水文化和经济价值得不到利用，等等。所以，水生态系统的全面修复应成为治水的根本途径，生态治水得以孕育而生。
城镇化导致洪涝灾害风险增加，呼唤更科学的水系统设计。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城镇化，导致人口向高风险的洪泛区集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平原，以及各种尺度的盆地及河谷平原集中。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70%以上GDP和人口都集中分布在高风险洪泛区(俞孔坚等，2012)。宏观上，多山地、少平原的地形限制，农业时代形成的逐水而建的城镇历史格局，加上快速城镇化阶段盲目在原有老城基础上的摊大饼发展模式，导致中国城镇建设的选址和扩张必然与洪涝灾害相伴生;微观上，在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无视自然地形和现有水系统，大量河湖湿地被填埋和侵占，搞千篇一律的“三通一平”，加之道路广场等硬化面积大量增加，导致城市内涝风险急剧增高，这也正是今年武汉遭受大规模内涝的主要原因。这一形势决定了未来国土的洪涝治理必然以城镇安全为主要目标，必须以规避洪涝作为新城镇选址和建设的主要规划策略，以微观的竖向改造及利用城镇内部的自然水系、绿地作为雨洪滞蓄的修补策略。
农业大国转向城市大国，生态治水迎来历史机遇。从大禹的“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到今天的垒大堤筑高坝以“严防死守”，虽方法不同，但防洪抗洪作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大戏中的一个主旋律，数千年来未尝变过。原因在于中国人多地少，良田美池往往在洪水泛滥的低地平原，利害皆因水而生。这样一种大国与水的关系今天有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一直到近代以前，国家和人民的生存都依赖于农业，农业占GDP 的比重都在90% 左右，30 多年前还占了30% 强，而到了今天已经下降到了10% 弱，这是五千年未有的一个巨变。这意味着人民不再寄生存于一亩三分地的收成上了。试问，伴随中国农业文明千年不变的治水策略，是否也应该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大禹“疏决江河” 和当代“严防死守” 的治水策略，在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条件下，都需要转变了!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假设拆掉中国江河上的所有防洪堤坝(并不意味真要全部拆掉)，中国被洪水淹没的国土面积每年是0.8%，极端的百年一遇也只淹没约6%，而中国的城镇居民只需要有2%的国土面积作为居住空间。这意味着，与洪水为友并不是一个昂贵的策略。而进一步的城镇化和高铁的发展，给人地关系调整和人水矛盾的协调带来了无限的机遇。再造秀美山川，绝非痴人说梦!关键是我们能否抓住新型城镇化的机遇，将水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及国家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统一考虑。
